La Vie en France

在本次第七届巴黎电影节中看过了他两个时期的两部风格迥异的作品（1997年的《河流》和2004年的《天边一朵云》），倍受触动的我决定去一览真人一闻真声。头顶烈日晕乎乎半中暑状提前半个小时到达会场。地点还是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前天同一时刻，一生从影上百部、如今依旧风韵犹存的世界级影星克劳迪亚·卡汀娜（Claudia Cardinale）也在此开过见面会，开场半个小时前会场门外排起的队伍就已经相当可观了。而此时此地，来人还很寥寥，看面像，相对前日的“中老年影迷”，也大多显得更加“文艺青年”一些。一位中年妇女，一面谈她看蔡片的感触，一面担心呆会儿的翻译能不能达意。一个黑衣黑裤黑鞋黑包黑眼镜的瘦男子，在我旁边仿佛很专心地看书。一个颇具东欧气质的大男孩悠闲地走过来，缓缓停住了，靠在对面的墙上，深红色的灯芯绒裤子下一双休闲鞋，脸微微苍白，眼睛仿佛是浅绿色的。所有人都在耐心等待。然后开始有组织者来回走动。终于到点入场了，我摸着靠前排中间的位置坐下了。猩红色的椅子很大很深，一坐整个身子都一股脑儿陷在里面，于是人也立刻舒服放松了。斜前方是那个黑男子和一个不停在翻看一些文化活动讯息并手微颤地在卡片上做记录的老男人，左边像是两个拉美女子，法语里听得出很重的异邦口音，右边是一对法国人。继续漫长的等待。我拿出一本史上5位金融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理论书翻看。自然是看不进去，于是又抬头环视，发现场内人渐渐多了些，华人面孔也不少。等着等着，我觉得场内冷气袭人，便从包里取出为电影节专备的一件很轻便的外套，穿上。又好等了一阵，蔡明亮终于以一个烁亮的光头、一袭中式布衫加一双布鞋的形象现身了。

他的样子完全可以用“慈眉善目”来概括，中性而不失清秀。光头，菩萨耳，面相很善，目光柔和而有神。讲话如台湾人一贯的那样慢条斯理，声音可算是饱满而不含杂质，相当悦耳动听。说话时手势很多，而手伸出来是很像女人的手的，白而细长的手指，仿佛素来保养有佳。他讲话的语气，全然是娓娓道来的，好像给小朋友们讲故事那般，我也就明白有好戏听了。他右边坐着一个法国文化频道的主持人，几乎就只是开场和结尾说了几句很平淡无味的众所皆知的话，然后几乎不需要提什么问题，蔡明亮就自己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讲下去了。这当然乐坏了在场的观众，却忙坏了坐在他另一边的华人翻译，于是偶尔会出点小错、漏掉点细节或者掺入些额外的背景成分，不过恐怕也只有我这样的双语人士才能察觉吧。蔡明亮讲话时几乎少有大的起伏，如流水潺潺而不断，故事却是讲得十分很好听的，旁人看来再悲怆的经历也会被他讲得好玩逗乐，对本应说得很伤感的事情他也都只用很冷静的陈述。现在要努力回想他整场谈话的表情，出现的将是一个和蔼的微笑。

我对蔡明亮及其电影之前没有任何直观了解，只闻其名，仅知其按影史当归于侯孝贤一辈“台湾新浪潮”后的第二代，又听说他的片子闷赛贾樟柯。在卢浮宫大礼堂看了他的《河流》和《天边一朵云》之后，我断定这是个非常大胆而极度真诚的人，敢于直面现实，也非常善用各种艺术表现力，并有勇气有耐心用他半天毫无变动的长镜头来“强迫”观众主动观察、询问、思考。见面会上才知道他原是学戏剧出身（当时迷迷糊糊没有野心的他以为戏剧和电影是一回事），也就难怪其影片往往舞台效果很强，摄影角度也常常很特别。如果硬要对其电影艺术追根溯源，那么可以打个比方说，幼年的蔡明亮是一粒饱满的种子，街头卖面的爷爷奶奶天天轮流带他去小剧院受万国肥。我想也只有从平民阶层出来的影人，才能有他那样的平常心。凭着这颗平常心，蔡明亮观察着，询问着，思考着，创作着，并努力让他及其同仁的“艺术”电影在这个商业片充斥的艰难环境中生存、成长。现代社会的孤独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障碍是他的永恒主题，以此为中心放射出的题材，可以是爱情、亲情、性、都市生态、人世变迁。虽然只看了他的两部电影，但我觉得他的题材是很广博的，一如他本人给我的非常包容的感觉。与此同时，他的电影表述又是很冷峻深刻的，在观众不经意的情况下，他就会很残酷地揭开那一片片盖他们身上的遮羞布，让他们骇然面对那些自欺欺人的罪恶。从电影风格上看，在被他视为欧洲电影巅峰的法国新浪潮和新德国电影两派中，他的电影的现实主义手法似乎更倾向于后者。见面会中，不拘小节的他多次崇敬地提到法斯宾德和伯格曼，在我的印象中却仅仅一两次提起特吕弗，以至于翻译不得不自己伺机加入新浪潮、戈达尔这些代表性名词，以安抚法国人的敏感的自尊心（可有多少次我跟法国的年轻朋友们提到新浪潮，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在指什么）。如果说他在“痛并快乐着”的法国新浪潮与“凄厉”的新德国电影之间对后者有些许偏爱，这也许正是因为在市侩刻薄、情爱泛滥的现代社会，古典含蓄的浪漫已经不足以蜕去人们麻木的外壳，唤醒他们尚存的良知。蔡明亮用看似极端却真实存在的故事，写人写社会，让观众面镜反思，偶尔他又会冒出些很魔幻主义的点子，给苦涩的现实加一点调料，使其不至于如此难以下咽。

对一个于历史所知还甚为有限的我而言，听蔡明亮的讲故事本身就像在看一部历史大背景下的传记片。在谈台湾电影的现状和他在台湾的“发家史”时，他谈到了对其、对世界电影史都影响甚远的二“死”：上个世纪80年代法斯宾德去世所标志的德国电影之“死”，和与此同时侯孝贤提出的台湾电影之“死”。随着台湾民主制度的建立，舆论自由了，个人表达得以充分实现，然而随着侯孝贤等多个 “票房毒药”导演的出现，台湾的影星逃去香港了，因为那里不仅有忠实的观众更有充沛的资本和成熟的商业运作。过去，电影是一门艺术，而在商业片当道的今天，观众更多的不过是将电影视作逃避现实、自我麻痹的道具。除了好莱坞，更为鲜明的例子还有年产上千部“3个小时以上的美丽爱情歌舞”电影以供穷苦人忘忧的印度。“亚洲没有个人创造”，蔡明亮如是总结到。我想他是有道理的，因为人口众多、传统保守的亚洲没有个人自由的空间，而没有个人自由的艺术家永远不可能充分成就自己的才华。他说自己有一次在台湾一家电影院门口，听到3个国中生在讨论看哪部电影，其中一个指着蔡明亮的新作说：“这部电影是得了奖的，不看。”这与所有被冠名“艺术电影”的作品在大陆所遭遇的情况完全如出一辙。蔡明亮半自嘲地说自己的电影就属于台湾影评界所谓的“坟场里的电影”，还说自己一直有一种很深的负罪感，因此也一直不断在反思应该怎么做电影。尽管如此，从侯孝贤到蔡明亮，他们从来没有放弃与主流电影的对峙，而且在国际上受到的同行的认可也在不断增加。蔡明亮在去院校办讲座时就经常打出“林青霞为什么出走”的标题，并称2000年是自己电影的一个大转折，以《你那边几点了》为标志。也许如同赖声川一样，他也找到了既无损其艺术纯洁性又能满足商业运作的法门？不过就个人来说，在《河流》与《天边一朵云》之间，我仍然更喜欢前者的苦涩的“非暴力”。

平民出身却有着知识分子良知的蔡明亮与很多导演不同也让我更为敬佩的还是他务实求全的一面。在拍电影之余，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开讲座和抓住一切机会卖票。见面会最让观众兴致勃勃的一段大概就是他讲述自己如何厚着脸皮四处售票的经历。我的确很难想象一个拍个性化电影的自由派欧洲导演去大街小巷卖票。朴实的蔡明亮没有架子，也不觉得四处卖票有伤导演自尊，卖票小分队还时常遇到警察赶人，善解人意的他还懂得如何借别人的“同情心”来完成自己的售票大业。在其母病危时，白天由他姐姐照顾，他赶车到不同的城市卖票，晚上他从大老远回家陪母亲，第二天又接着去卖票。就是如此，凭着这种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态度，蔡明亮才将台湾观众与台湾电影的距离拉近了，对世界而言，台湾的影像也越来越清晰可见。

因为蔡明亮的过于健谈，见面会快结束时观众们只剩下不多的几个提问机会。有人问到了他的静止的长镜头。他的回答是另一个故事，说是曾有位女记者问他，在他看来什么是电影，他反问提问者，后者也并未直接回答，只是说在她近年来看电影时，总有一种感觉，仿佛她在读一本本书，但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自动帮她翻页，而她很不喜欢这只手。我用中文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问他对中国大陆的导演是否有所了解（因为整个会中他没有提到大陆电影），比如贾樟柯和姜文，并问他在台湾影视文化界与大陆的交流方面有什么想法，比如赖声川来大陆的公演就很受欢迎。他等翻译用法语重复了我的话，然后回答说他很喜欢姜文和贾樟柯，认为前者从演员到导演，能做出那样的作品，在中国大陆的环境中是非常有勇气的事，他与贾樟柯则有近期合作，但交谈不多，更多是以艺会友那种。最后说到台湾和大陆的文化交流，他说：“台湾在民主上比中国早了20年”，停顿了一下，补充道，“而且，在我看来，中国现在的开放是虚假的。”

散会了，上前去请他签名时，我对他说，之前没看过他的电影时就听到很多人把他和贾樟柯电影的“闷”相提并论。他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的片子比他闷”，还未等我说“不是这样的，您的电影一点也不闷”，他已经转身从容大方地跟一个个陌生人合影留恋去了。脸上始终是那样和蔼的笑容，仿佛他的眼中只有美好。

为兑现自许的清明节出行之愿，昨日平生第二次去了拉雪兹神父墓园（Cimetière Père Lachaise）。上次去是2006年5月底回国前，巴黎一周游的最后一天，一个人脱离了去迪斯尼的大部队，咬牙买了张交通一日通票，跑去逛科技博物馆，还去市政府看了关于巴黎的老电影回顾，然后就一头钻进了这个巴黎最大最有名的墓园，在里面一直逛到关门。

打从小我就对墓地有种奇特的亲切感，虽然也曾经怕黑、怕故事里讲的游荡的鬼魂。记得小学时，学校每年春天都组织我们去烈士墓扫墓，我总是很得意似的背上一个小包包，装上好吃好喝的，出去野上一整天，其实哪还记得看什么烈士呢。跟家里人去扫墓则另有玩的：烧纸钱。四岁的时候，我的外公就去世了，之后每年清明节时，妈妈家里身在南充的人都会去给外公扫墓。一年年的，外公的骨灰盒被恭恭敬敬地从存放的大堂领出来，由家里人抱到一个专门供祭拜的地方，可以在旁边燃放鞭炮。烧纸钱则在不远处一个大铁缸里进行。我总是着迷似的看着粗糙劣质的黄纸在火焰里一点点蜷曲起来，变黑变轻，纸灰破裂开，有时还被风吹着飘起来。做完礼事，骨灰盒再被恭恭敬敬地送回去，总有一束塑料花陪着。然后做父母的，多半会在旁边拿出些吃食来，安抚我们这些小麻雀。尽管天然地被食物吸引着，我小小的心里同时也在想着，一个诺大的人怎么最后就缩进那样一个小小的盒子里去了呢？然后心里就升起一种神圣又怜悯的感觉，也说不清是对外公还是对自己。

上次来拉雪兹的时候，我还全然是愣青一个，什么名人墓都没去找，只很纯情地觉得墓园景色不错，树好绿，天好蓝，周围人也不多，很安静，然后就很随意地在里面转了几个小时，直到人家关门才走。后来才直拍脑门，那么多长眠的圣贤咋都没去仰慕一下呢。那时还去看了凡尔赛宫，我一个人走着就迷迷糊糊把日记本忘在了湖边的一角，10分钟之后找回去，日记本早已经不翼而飞；欣赏凡尔赛宫里的水晶大厅时也没激起丝毫爱国意识：1919年一战结束时，同盟国就在这跟战败的德国签订了凡尔赛合约，而西方诸大国对支援了西方战场的中国之国家领土和尊严的漠视，直接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好在现在觉醒得还不算太晚，还可以补救。

出了地铁还没到墓园门口就感觉不妙：跟我同一方向走的人很多，说着各种语言，还有带浓重外国口音的法语。春天的巴黎，总是颇让人伤心地充斥着形形色色、或俗或雅的游人，走在街上就仿佛进了万国语音室。最后总结出一点：爱巴黎，只有爱到无私才能在巴黎活得下去。终于进了墓园，领了一张免费发放的地图，道了谢，我就匆匆往旁边的小道上拐。当时没仔细看地图，只是按照自己出门前临时做的一张拜访清单，边走边对号找自己心仪的人物。清单颇具野心地覆盖了历史、文学、音乐、绘画、电影、科学、革命、政界、工商业、银行业等多国各类伟人，却找不出一个中国名人来，大概他们暮年还是纷纷落叶归根了吧。待回家闲下心来仔细翻看地图，才发现墓园的管理十分规范，按安葬者或立碑家族的时代、职业和身份大致编为97个墓群。地图还自带有一个名人清单，并按其受欢迎程度分为1、2、3等级，在图上标出大致位置。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往往乐于凭兴致和感觉办事。放轻松了心情，边走边看，尝试着辨识一些字迹模糊的碑文，还时不时地在不知名但有点特别的墓碑旁边驻足半晌，可想而知，2个小时之内我也没有找到太多想拜之人。好找的人自然是大众情人型的，因为看着人群去就好了，于是找到了Edith Piaf（皮亚芙，法国著名的草根女歌手）和Henri Salvador（皮亚芙的死党之一，也是大歌圣，去年突然去世）之墓。我还去参拜了巴黎公社运动的主力、1911年双双自杀于70岁前夕的马克思的女儿女婿，在遗书中他们阐述了自杀原因，即“不愿因年老体质衰弱而成为负担”。此行最有意思的可能还是在87号墓群找人的经历。87号墓群是个四方围墙围着中间一个类似礼拜堂的建筑群，每堵围墙中部都断开，形成可从四面进入的缺口，而骨灰格就嵌在墙上。在一个个不到3平方分米的小格子上简单写着格主的姓名身世，虽然都有各自的风格和装饰，有些甚至颇显文学和艺术造诣，但也就止于此种含蓄的规模了。在我的清单上，Maria Callas （玛丽亚·卡拉斯，1923-1977 , 意大利歌剧女皇）, Stéphane Grappelli（斯蒂凡·加佩里，1908-1997, 法国爵士小提琴家）, Guy Hocquenghem（1946-1988, 之前不知道的法国第一个公开阐明其同性恋身世的左翼作家, 死于艾滋病）, Georges Perec（佐治亚·佩雷克，1936-1982, 法国作家影人），四人皆聚于此地。这么大4面墙，每面上都有近百个小格，想来是万分难找的，我倒莫名地起了耐心，决意慢慢转一圈，碰碰运气。最终居然还找到了三个，唯独没看到卡拉斯。时间飞逝，守门人开始催促游客离开，我还怏怏于离墓园的一个大门不远的89号墓群中，企图找到王尔德之墓。据说此墓因慕名拜访者甚众而有轻度损坏。未果。天意乎？

写作此文中间，与正庆生的豆子聊天片刻，才知如今因害怕发生事故，中小学校已经依照上级命令禁止了集体春游活动。可怜的城市的孩子们。如果说众人都有春游的兴致，我对墓园的钟爱，则不一定被他人接受了。我的俄国好友V就对我这一爱好谈虎色变，寻思片刻后说道：“墓园对你大概类似教堂对我吧。”我也很喜欢教堂，但在墓地我能感受一种特别的静穆。教堂向生，墓地向死。生而向死，死不复生。无论出身贵贱，无论成王败寇，每个人最终都会走到这里，在此一同回归大地。

仅引用一位台湾朋友的话做结：“在不记名的旅次中，一人一车一景隆重地驶往空无的终站。”

因为害怕对现在的自己失望而封闭对过去的记忆，是阻碍自我认识的最大障碍。人往往会因此而有意识、无意识或潜意识地回避问题的根源，不敢真正理智地剖析自我，分析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有哪些是其自身的问题，哪些是其因受外界影响导致的，哪些仅仅是外界偶然因素导致的。只有在极大的外界压力逼迫下，人才能撕破这种无意义的“自尊”，去真正面对问题，追根溯源，调整态度，找回自我。

做一个真正成熟和现实的人，是能看清善美丑恶，尤其是看清人自身的本善与本恶，并知道如何区别对待，从而保全自己也不伤害他人；是认识到每个人都会犯错，在不同时间、不同事件上，而每个人都能不断学习和进步，在不同时间段、不同方面，从而尽量客观理性地对待自己和他人，减小情绪的破坏性作用，强调解决问题和吸取教训，完善个人的认识，建立更好的生活态度；是受到挫折，能够有勇气再站起来，忘记伤痛而继续前进；是懂得建立自己的个人空间，也给别人空间，从而能和他人形成比较完美的伴侣、朋友、家庭。

不加分析、不问缘故地强加自己的观点在别人身上以致好为人师，是爱得过度从而自虐而虐他的表现，也是一种对他人不信任地表现，说得严重点是对别人作为一个有能力、能自己解决问题的人的怀疑。这也许是源于处于曾经受到伤害的阴影中，还不能信任他人，相信人有不断修正成长的能力，或者仅仅是过于自负了。比较理想的态度是，可以为别人着想、为别人建议，但不为别人做决策，越俎代庖。万事万物都有其自然而然之道。只有外力转化为内力，才能真正起作用。否则，要么导致对方的敌对，要么养成对方的依赖，阻碍彼此的独立成长。而人生当是一个始终成长的过程，因为总有新事物、新思维、新感受，若落于窠臼、耽于旧绩，不能保持开放和进取的态度，既是面对新事物而不够自信、不够成熟的表现，也是阻碍自身进一步完善的内障。

一个人最大的能力，是完满自我从而让自己周围的人也逐渐找到自我。一个人的痛苦，对环境，对周围的人的不满，恰恰来自其自身的不足。一个真正智慧和成熟的人，到哪里都会懂得明哲保身而游刃有余。

某人说他知道苏格拉底说我不知道，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其实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专家权威当道。

但是然后呢？怎么样才能知道？什么又算是知道？该知道些什么，不该知道些什么？

只可怜我等皆芸芸众生、凡夫俗子，逃不出[曾经“知道我不知道”（古希腊）]、[然后“我知道我知道或者能全知道”（文艺复兴而更多的是启蒙运动）]、[现在“我不知道我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而且该不该知道”]的苦苦轮回。

父母最应该给的是：最低限度的安全感，最大限度的自由。

在国外客居的文化隔阂，是自己隔自己，看不到带根流浪的种种优势。

最好的策略还是开放。但前提是有一定的自我认识。

苏格拉底提倡“认识你自己”，但自己能有什么好看的，如果没有东西不断流进来又冒出去，岂不是死水一潭？

如果说外国好，其之所以好，是因为除了不违法，什么都可以做；而如果说中国之所以有不好，大多是因为，就算不违法，也不是都可以做，就算犯了法，也不是不可以做。

那里，因为表达自由，就像一个永不停业的电影院，映出人生的多像性和各种可能性，让人时时倍受鼓舞，处处无源而乐。

Second Life（一个虚拟网络社区）给我的启示：人本性的贪得无厌。此生还在进行，就幻想他生。同时又有许多无奈：不能在此生实现的，只求以虚拟仿真；反正此生如何度都是虚度，都去同一个终点站；真亦假，假亦真。游戏间，进名牌大学，游天下山水，文化论坛，社交活动，谋事创业，男欢女爱，全然虚拟，尽可畅想。

然而更好玩的在于，此虚拟社会的体验还是要用真实的（其实也是虚拟的）金钱来购买，于是发出种种争端，以致有人竟然可爱到控告他人的虚拟角色强奸自己的虚拟角色。

但欲望对生活又是如此不可或缺。

就像人类懒惰的天性对技术进步有催化作用。

综述：人生因矛盾而丰富，因丰富而更加矛盾。

经过了一下午Nf知识产权事务所专题讨论的洗耳（从微观到宏观，从概念到实践，从荷兰美女到英国老生），终于在傍晚cocktail梦幻般的场景中，我放松了自己的神经，话一下子多起来，仿佛都不需翻译转化那一步，思路也突如泉涌。在这个Musée des Arts et Métiers的教堂部分，陈列着法国1909年出产的第一架飞机、Ford制造的第一批汽车、Batholithe铜塑的第一个自由女神像，还有各种机械构造、发动机内脏。最迷人的是那一道盘旋上升的悬梯，线条简单而直接，内点的灯放着银白的光亮，发出人类发明创造进步的暗喻。受邀而来的我去年最喜欢老师之一的C. C.女士，提起曾经在此博物馆教课并在这个教堂观赏过一场绝伦的Gospel（福音唱诗班），其言语表情里都是一副毫不掩饰的激动，仿佛不是从回忆里重新调出的，而还是全然新鲜生猛的。不过，这教堂里最让我注目良久的，还是那从顶上悬挂下来金属球和Foucault借此展示地球自转的模型。那垂下的金属球约摸普通个儿的椰子大小，在一张大玻璃桌上空低低摆动，过一阵子就来回轻轻擦倒稀疏但等距排列成一圈的金属小弹子中对称的两个，接着过一阵子又撞到另一对，而后来的一对定然落在前一对的顺时针方向上。会议休息期间我曾偷偷随其他正儿八经的参观者进来过，当时一个很有艺术气质的男讲解员用稍带戏剧夸张的法语解释说，因为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模型证明摆动的球体在其支柱原地旋转时永远保持原来的摆向不变，于是只能是地球自转导致了摆动方向的相对顺时针扭转，也就解释了为何我们习惯把手表造成顺时针，而水流入下水道也是顺时针（当然这里我们只讨论北半球，到了南边就要反过来了）。当时似懂非懂、半信半疑地听完，我就匆匆赶回去听汇报，现在面对着这道银色的悬台，望着这个绘满花纹的高顶，还有这个来回摆动的金属球，在阵阵嘈杂的人声中，我的意识似乎慢慢有些模糊，知觉仿佛渐渐脱离肉体。于是当下我一阵激灵，明白这就是钟阿城所谈到的催眠了，其实也就是一种心理暗示和激励，让你感觉自己属于那崇高理想的一部分，从而体会一种苍生向伟大或深刻的升华。

这晚让我难忘的还有后来端着香槟、品着糕点与两位女士的交谈。面对C. C.，借助场景，加上与她熟悉的女同事在场，我这个好奇心重的学生（现在她仍说我是她去年最好的学生），头一次“窥探”了她的传奇经历：登山爱好者（现男友征服过珠峰），航海爱好者（２０岁就经历海上生死大难），抚养大４个孩子（当年未婚而孕、被家人冷落、独自去堕胎的酸楚历历在目）。以前就觉得她与众不同，精力和热情都特别充沛，甚至有一点轻微的疯狂和神经质。她的女同事是个法律老师，也说她像是Bretonne布列塔尼人（在法国北部与英国隔海相望，民族特性如水手般张扬）。这与她偶尔让我联想到Marine（我在里昂的邻家女孩，Bretonne, 读人类学、会多国语，志在行天下路、识天下人，自然而热情，善良又聪颖）倒也印合了。说过传奇经历，于是说起其背后的年轻人的反叛。她们那一代饱受二战后归于保守的家长的压制，同时享受着物质生活的相对充足，最后发起了与布拉格同一年的1968年mai的学生运动，要求更大的自由和民主。我也说起我们80后的尴尬，同样也是物质生活的富足，很多人却在追逐理想的自由与承担家庭责任之间徘徊，于是婚姻成了义务，爱情成了荒谬，理想不过是痴人说梦，摇滚青年、北漂一族与民工都是不入主流之流。每次听到我们是独生子女一代，法国成年人总是露出同情的目光问是不是很难过，而成天争吵不休的孩子们则是羡慕不已。

聊到九点过，女士们欲走，我便去跟A. K. 和我现在的直接上司JL S.道别。后者人堆里寻找了一番，就拉我去见过总集团的CEO，一个似乎是叫B.的荷兰人，说着一口还算入耳的英式英语，目光半游离地跟我客气了一阵后还说“stay with us”，让我顿感受宠若惊（后寻思着做这种领导的说话大概都是这个浓度，见多就不怪了）。还是跟A. K.说话平和自然些，毕竟作为客座教授的他还带着点学术味儿，偶尔在工作上玩点小花招使点小聪明也很有智慧很可爱。都忘了怎么说到Identity（身份定位）的事儿了，似乎是他听我活动纷繁（我听说他住得离大宫很久就力荐他去看Picasso Exposition）就夸奖我说很能融入 ，还说这对从事国际事务很重要。然后还说起他最近看的一部一下忘了名字的韩国电影（听他一说Moine我就明白他在讲金基德那部受诸多法国人热爱的经典《春夏秋冬春》），就让他想了半天剧情怎么会如此突变。A. K. 还说他的老婆就是个英国人，一直也多多少少还有些文化融入问题，即使在巴黎居家了这么多年。A. K. 是个有点意思的老师，讲课时总让人感觉很神离，仿佛有一心二用的本领，嘴里讲着课，大脑里还在研究某个问题、策划某个方案，但下课后他又很耐心地解答我们的一切白痴问题，即便忙得总是在休息时间对着电话说个不停。所以虽然他不是我最喜欢的老师之列，仍然很受我敬重。我们胡乱说了一大堆脱离主题的话，最后想到我马上要走了而他还要跟同事继续谈（内容不详），于是双方又努力找个跟今天会议相关的结尾，我说现在你们两边办公地点统一了就容易见面了，他就说那你如果要找相关的课题就来找我吧。我一想到他又要用很多因为过于实际而对我显得游离的话来指点我的思路，就觉得还是少拿我的白痴问题折磨他比较好。不过他有时会讲好玩的故事，比如教堂门口是最早的货币交易场所，又比如欧洲战争时期那些城堡主如何变卖自己的城堡。

这个晚上我回到家，已经１１点了，倒下睡着之后似乎并没有做什么经典的梦，或是做了什么梦也不记得了。又或者，我现在还被催眠着没从梦里醒来呢。